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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敦煌写本文献学术研讨会报道

2018-09-27 11:09 来源:历史系 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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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写本为主要载体的敦煌文献,是20世纪初莫高窟藏经洞等地出土的手写纸本文献,数量庞大,内容丰富,价值极高,是中古时期人类活动与历史文明的见证,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与学术价值。浙江大学与京都大学是中日两国敦煌文献研究的知名重镇,在对世界各国所藏敦煌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为了推进敦煌写本文献与藏经洞性质认识的深入探究,加强两国学者之间在敦煌文献研究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浙江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所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及浙江省敦煌学与丝绸之路研究会,于2018年9月15—17日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南华园召开“中日敦煌写本文献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兰州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兰州财经大学、安徽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聊城大学与日本京都大学、大阪大学、广岛大学、东京女子大学、佛教大学、龙谷大学、关西大学、东洋大学、佛教大学、大手前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及校内外师生近50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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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伊始,浙江大学张涌泉教授和复旦大学高田时雄教授分别致辞,阐述了敦煌写本文献的学术价值与意义,以及本次会议的召开背景及缘由,希望加强中日双方在敦煌写本文献研究领域的合作和交流。

研讨会共分四场,由16位学者依次作报告及讨论。

第一场(8:50—10:30)由关西大学玄幸子教授主持,共4位学者报告。窦怀永(浙江大学副教授)《写本视角的版本思维观察——以敦煌写本为例》重新观察雕版印刷的产生与发展所带来的版本主导思维的形成过程,分析刻本在替代写本进程中对版本递变的正负面影响。坂尻彰宏(大阪大学准教授)《帰義軍期のチベット語公文書 Pelliot tibétain 1171 とその歷史的背景》通过对归义军时期藏语文书P. t. 1171的解读,考察了文书的书写特征、印章的使用和其历史背景。王丁(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胡名释例:音译名、义译名、音义合璧名与纯汉名》通过整合以往对胡名的个别研究,作为历史人名学的一个分支予以形态学的整体研究。荒见泰史(广岛大学教授)《净土念佛法事与变文》通过分析《正法乐赞》并与讲唱文学文献对比研究,进一步探讨了赞文对讲唱体变文的影响。在讨论环节,高启安教授对是否存在同一人在翻译过程中既记录其胡名又记录其汉名等问题与王丁教授进行了交流;余欣教授就汉文朱印不存在的原因与坂尻彰宏准教授进行了商讨;高田时雄教授对坂尻彰宏认定セトン一词属归义军时期的观点进行了讨论;冯培红教授认为写本与刻本在长时间内共存,并对写本的校勘和写本思维的释义发表了见解,同时对坂尻彰宏所论藏语文书的时间界定问题提出了建议。

第二场(10:45—12:00)由浙江大学冯培红教授主持,共有3位学者报告。高井龙(龙谷大学研究员)《須大拏故事の傳承と受容—大谷文書 5791A〈須大拏太子讚(擬)〉を中心に—》将敦煌所出大谷文书5791A 与敦煌文献中的赞文互相比较,认为该文书的内容源于释迦摩尼本生谭须大拏太子的故事,提出将大谷文书 5791A 拟定为《须大拏太子赞(拟)》,厘清须大拏太子故事在东亚广受流传的一面。秦桦林(浙江大学讲师)《P.2159V〈妙法莲华经玄赞科文〉写卷重探——兼论辽国往西域的“书籍之路”》分析了P.2159V号写卷的性质、诠明著作的西传问题,将写卷的传播路径从更为广阔的“书籍之路”的视野出发进行重新审视。大西磨希子(佛教大学教授)《武则天与佛教》围绕武后与佛教的关系是否以明堂烧毁为转折点发生了变化的问题,分不同时期探讨了包括其他宗教思想在内的相对性关系。在讨论环节,高田时雄教授认为大谷文书残片很可能来源于吐鲁番,具有吐鲁番文书的特点,并就文献的流通问题与高井龙进行了讨论;许建平教授对武则天晚年重视道教的原因提出疑问,认为应跳出政治史解读框架,从武则天个人角度解释其晚年重视道教的可能性。

第三场(13:00—14:40)由京都大学永田知之准教授主持,共有4位学者报告。林生海(安徽师范大学讲师)《敦煌本〈十王经变〉与北斗信仰》通过《十王经变》现存的资料调查,分析了其中涉及的冥界北斗信仰等问题。赤木崇敏(东京女子大学准教授)《曹氏帰義軍節度使時代の敦煌石窟と供養人像(二)》基于其近年来调查莫高窟的成果,对新发现的曹氏供养人像(莫高窟第180、248、260 窟)及曹元深营建的洞窟(第100、397窟)加以探讨。朱艳桐(浙江大学博士后)《北凉高昌郡县僚属补考——以吐鲁番文书为中心》对北凉高昌县校曹主簿的定员、郡僚属的升迁、郡曹与县级官员在行水上的配合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证。梁辰雪(京都大学博士生)《日本具注历中的朱书历注》通过对日本具注历中朱书历注的细致考证,认为大部分内容源自于中国,经日本的具注历制作者的选择与加工,又发展出新的历注。在讨论环节,玄幸子教授就《十王经变》的命名向林生海提出异议;徐畅副教授就掾史曹的职掌和性质与朱艳桐进行了探讨,并建议其参考严耕望对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基层行政制度的研究;余欣教授提示注意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存在可用的签押有关的材料;吕德廷讲师关于是否可以将北斗定位为信仰与林生海进行了讨论交流;冯培红教授就洞窟是否存在明显的非汉族特征,曹氏时期与张氏时期是否有区别等问题与赤木崇敏准教授进行了商讨。

第四场(14:55—16:35)由浙江大学许建平教授主持,共有5位学者报告。高启安(兰州财经大学教授)《中国古代血食风俗抉隐》指出中国古代存在“血食”风俗,并对血食与祭祀、盟誓的关系进行了考证分析。山本孝子(关西大学非常勤研究员)《書儀に見られる牓子》从书仪出发,与相关格式进行比较,梳理各种牓子的内容与形式并展开进一步讨论。龚丽坤(复旦大学博士生)《红蓝与猩猩:中古时期的红色染料》从文献中的红色染料入手,分析其染色技艺与流通方式,详细考证了红色染料“猩猩血”的问题。道坂昭广(京都大学教授)《正仓院藏〈王勃诗序〉所传文字有根据吗?》指出正仓院本和中国诸本的异同,主张正仓院本有可能就是王勃集当初的文字并进行了深入探讨。杨洁(兰州大学讲师)《敦煌寺院中的佛教“供养具”相关问题研究》深入分析了敦煌寺院的“供养具”及其界定和来源,指出佛教供养具的施入者是以其身份贵贱来决定的。在讨论环节,刘进宝教授提示在敦煌文献研究中要注意语言文字的问题,须吸收中古汉语史的成果;雷军同学就“风俗”的界定、引用文献的可靠性与“羌胡”、“汉族”等词语的用法问题与高启安教授进行交流。

最后,由浙江大学刘进宝教授和复旦大学余欣教授作总结发言。刘教授介绍了近年浙江大学敦煌学的长足发展情况,倡议今后可以举办长三角地区的小型论坛,建立以浙江大学和京都大学为主的中日两国敦煌学联谊会,加强交流,促进学术进展。余教授强调了近十几年有关写本文化的研究,提示注意对日本古写本的利用,构建全新的写本研究方式,已逐渐成为国际学界的潮流。

本次研讨会中日学者以敦煌写本文献为主题,涉及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日本正仓院文书和具注历等多种文献,既有细致的考证,又有宏观的分析。每位学者主讲20分钟,每场讨论20分钟,时间安排紧凑合理,会议内容详实多样,讨论过程气氛热烈。本次学术研讨会给在场师生带去了一场视听盛宴,也加强了中日敦煌学界的合作交流,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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