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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沈炼之史学讲座第58讲报道:错综的轨迹——在自然中书写城市环境史

2018-06-12 13:06 来源:历史系 作者:文/严炜韬 图/钱卫越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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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8日上午,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教学主楼411鸽子屋咖啡吧组织举办了沈炼之史学讲座第58讲,本次讲座的主题是“错综的轨迹:在自然中书写城市环境史”,邀请到的嘉宾是Donald Worster教授和侯深副教授。Donald Worster教授是美国堪萨斯大学赫尔杰出教授(荣休)、中国人民大学高端文教专家,曾担任美国环境史学会、美国西部史学会会长,曾获美国历史学会终身成就奖、美国历史学会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是环境史学科的开山鼻祖与领军人物之一。侯深副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首批杰出人文学者,师从Worster教授。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张扬教授主持,乐启良教授到会,参加讲座的还有文史哲等专业研究生20余人。

侯深副教授首先介绍了城市环境史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缘史(Rim History)是一种关于自我的内视历史,文化的历史,而谷史(Chasm History)则是一种关于他者的外视或者深视的历史,自然的历史。借用大峡谷的比喻,人类往往是站在边缘来观看历史,而现在要走进谷中观看历史,并且把这两种角度结合起来,且更加注重站在谷中观看历史,这将为城市环境史的研究打开新的思路。

而城市与自然关系的缘史,早在19世纪末就已经出现。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认为,城市出现标志着有机成长时代的结束,漫无节制的无限堆积过程的开始。而这更多是一种浅层景观与心理构建的历史认知,最大的缺陷在于将城市与生态截然分开。马克思对于工业化开始后城市“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的论述表明该方面的研究已经开始走入城市与自然关系的谷中,但是他并没有看到城市各个系统之间的关联,以及城市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联,谷史的研究有待进一步的发掘和深入。

在侯深副教授看来,对于城市生态史的阐释应当把这两种历史研究方法相结合。亨德尔森(Lawrence Henderson)的环境适应论(The Fitness of the Environment)给了她很大的启发:城市既形成了自身独具的环境,也是一个在进化的大环境中发生改变的个体,在这一大系统的进化过程中,包括城市、乡村、荒野在内的各个个体彼此依存,也相互竞争。城市与原来的生态史并没有完全割裂,而是始终保持着一种密切而又间接的联系,正如农村与城市的关系也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依存的关系,而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竞争。置身于广阔的城市生态系统之中,自然对于城市无时无刻不产生着重要而持续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例证就是食物,正如Worster的名言“人类的一切起源于他的肚子”所说的那样,我们所吃的食物成为城市中的我们与乡村整个生态系统发生联系的重要媒介。与此同时,城市生态系统具有多元性、层叠性与交替性的特点,而生态系统与文化系统相互交织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也是需要我们关注的重点问题。

与城市生态史的阐释一样,城市环境史的撰写过程中也应该更多关注自然如何影响城市(除灾难外)以及如何以各种方式影响城市。侯深副教授把城市环境史分为四大模块,包括拥挤的城市、饥饿的城市、罹毒的城市和美丽的城市,分别从城市与人类的繁殖力、城市与它的农业腹地、城市与形形色色的污染、城市与审美的生态想象等方面具体论述城市的环境史。与理论阐释相对应的是翔实的田野考察资料,通过对旧金山、堪萨斯城、匹兹堡和波士顿等四座城市生态史的实证考察,使得城市生态史的研究变得更具有可视性和触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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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ster教授结合自己的经历对侯深副教授的演讲进行了点评,并就城市生态史的研究,谈了谈自己的看法。Worster教授说,刚到中国时,对于中国普遍多人口的城市感到震惊,越来越多的城市的人口意味着对于食物和资源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多。农民与自然能够和谐相处,农民为城市贡献很多,但是城市带来的却是污染,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不应当把好的农业与坏的城市二元对立起来,因为对于好的城市,这是值得期待的,相信也是能够做到的。因此,城市人口与城市发展历史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张扬教授围绕讲座内容做了简单总结与评论之后,同学们分别向Worster教授和侯深副教授提问,并得到细致的解答。整场讲座过程充实、气氛活跃,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